长江上游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状况调研及“文化

2019-10-21 21:36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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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2001年秋国家文物局在南京召开的全国考古工作汇报会,揭开了近年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序幕。2005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2007年经社科院批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成为实体科研部门。2007年7月,考古研究所与科学出版社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了“中国大遗址保护研讨会”。2008年1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以“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已经成为考古研究所的一项重要任务。 2008年3月29~4月6日,在党委书记兼副所长齐肇业先生的带领下,考古所组织18位专家学者以长江上游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状况为题,赴四川、贵州和重庆进行国情调研。作为本次调研的重要内容之一, 调研团参加了3月30日在四川成都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共同主办的“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论坛”。

9月5日上午,本站记者采访考古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杜金鹏先生,杜先生向记者介绍了中心的工作情况,以及对中心未来发展的规划。以下是本次访谈实录。记 者:杜主任,在考古所现有各研究部室中,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晚成立的,请您介绍一下中心成立的一些情况。杜金鹏: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曾经叫做大遗址保护研究中心,在几年前就已经设立,当时刘庆柱所长担任中心主任,王巍(时任考古所副所长,现考古所所长)和我是副主任,为非实体科研机构。去年年初,经社科院批准,才正式成立。在正式成立之前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受文物局委托推荐“全国百大遗址”,并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编写保护大纲。我们主要负责考古资料分析、遗址价值评估、考古工作计划制定等工作。这也是发挥我们在考古科研工作方面的优势,在推动大遗址保护方面,为文物主管部门提供了一定学术支持。此后还参与了一系列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包括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唐长安城大明宫、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等遗址,以及一些遗址展示方案的制定。

图片 2 论坛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博物院和四川大学考古系与博物馆承办。来自各个单位的领导和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及四川大学考古系的十多位研究生出席了论坛。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副局长王琼主持。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四川省文物局局长徐荣旋致欢迎辞,并专题介绍了四川省文化遗产保存和保护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齐肇业在讲话中介绍了本次国情调研实施的背景和计划,表达了对四川文物界的感谢以及今后开展进一步合作研究的愿望。

记 者:从“大遗址保护研究中心”到“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在名称变化的背后有怎样的定位和发展方向的变化思考?杜金鹏:这体现了一个研究面的扩展。“大遗址”的概念虽然还有待廓清,但它肯定只包括一部分考古遗址。当初的想法,是发挥我们的优势,单纯做遗址的考古工作。后来,发现这个面太窄,只做大遗址,无法全面体现我们作为国家级科研单位的作用,肯定需要突破这个范畴。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个进一步发展的想法,我们要推动建立一个院级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整合社科院许多学科的优势,包括文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字学、经济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把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都包含在其中。这样单纯称之为“大遗址保护研究中心”显然是不行的。之所以称为“中心”,不称为“研究室”,我们是要办成开放式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科研平台,我们的目光是面向全国甚至是面向国际。我们承担课题并不是只靠本中心人员来做,我们只起到一个协调、组织的作用。我们现在已经把课题推向全国,我们会吸纳各界各学科对文化遗产保护这个学科有用的人才,共同来完成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叫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不光要保护,还要研究,这是区别于一般纯粹技术性保护的部门,一定要在研究方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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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您怎样看待文化遗产保护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杜金鹏: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首先,这是人民大众的需求。人民总是很关心自己的历史,一旦有什么重要考古发现,大家都很关心。因为她是我们共有的,不分民族、地域,容易产生共鸣。其次,她是保持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途径。遗产分有形和无形的,它是一个载体,承载着民族文化的信息和精神,通过它可以了解民族的历史。如果这个东西消失了,人们就会慢慢丧失这个记忆,民族文化就无以传承。其次是一个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国际竞争除了经济、军事、科技外,还有文化的竞争。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某种意义上讲,它比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文化基因。在世界民族文化的竞争融合的过程中,能够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的基因。 以前我们不太具备谈文化遗产保护条件,因为首先要发展经济,解决温饱问题。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能力都有了飞跃性提高,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日益重视文物保护,观念上也从单纯强调经济指标,转向同时抓文化指标,文化也变成了一个产业。保护文化遗产,不仅能够推动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而且能够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经济收入。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设立了文化遗产日。“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十七大报告”中都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指示和要求,说明中央和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这个学科,也就有了发展机遇。

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四川省文物局局长徐荣旋图片 4

记 者:那么考古所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也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杜金鹏:对我个人而言,做这个工作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牺牲。我离开长期从事的夏商周考古,有朋友说有点可惜了。我认为,虽然少了一个干考古的,但多了一个做文化遗产保护的,算是弥补吧。何况,我们做的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我们很多工作是从考古遗址入手。我当初就提出,遗址不在了,考古还能做什么?遗址保护,是考古学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我们做遗址保护,并没有离开考古,我做的还是考古事业。我自己不发掘,是为了别人更好地发掘。 从我个人来讲,做了这么多年考古,猛然转向文化遗产保护,肯定是困难重重。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考古人的责任问题。即便它很难,必须有人来作。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综合学科,如果没有考古人的参与,它会很不完整。做技术、理论的人,可以做文化遗产保护,但如果缺乏物质文化这一块,你的主体就空虚了。因此,我觉得作考古的人,有义务和责任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更多关注遗址保护、出土文物保护,扩而大之,就是整个文化遗产保护。记 者:我想请您再具体谈一下遗址保护和考古工作的联系。杜金鹏:二者互相依存,互为前提。没有考古,遗址保护就没有科学依据;遗址破坏了,何谈考古?我们中心有意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把考古和保护这两个学科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考古发掘同时,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在保护的前提下,有效延长遗址利用率和寿命,从而实现考古学的可持续发展。考古学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考古的优势,也正是社科院考古所的特点。我们在遗址保护这方面工作就包括考古遗址保护规划、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出土文物的修复和保护,以及考古现场的展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齐肇业 成都博物院副院长江章华介绍了成都博物院近年重要的考古工作,先秦时期重点介绍了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巴蜀文化、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变迁和青藏高原东麓古代文化和人群的变迁等研究工作历史时期包重点介绍了城市考古、汉唐墓葬、石窟寺为代表的佛教考古、陶瓷考古和铁器考古等研究工作,另外介绍了科技考古研究项目以及该院近年考古报告的整理和出版工作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以“科研兴院战略目标阶段实施工作回报”为题,系统介绍了省考古研究院近年重要的科研工作,包括考古发掘项目及实施、考古报告整理和出版、多方式的科普宣传、多方向高质量的对外合作项目,以及该院未来工作计划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系统介绍了四川大学考古系的历史、组织构架、学科特色、学科方向、出版着作、近期考古工作和四川大学博物馆的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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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故宫文物保护专家共同研究出土文物保护

成都博物院副院长江章华

记 者:请介绍一下目前中心工作的开展情况。杜金鹏:我们目前开展以下方面的工作。第一,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理论方面研究。作为国家级科研单位,我们有条件承担这方面的工作。第二,考古遗址保护相关的工作,包括考古遗址保护规划和保护方案的制定、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第三,实验室考古。这是我们正在大力创建的一个考古分支学科,力争使之与田野考古相辅相成,拓展考古学工作界面。第四,出土文物和馆藏文物保护修复研究。文物修复以往只是作为考古工作的附属,现在我们把它提升到分支学科的地位,强调学术研究,所以在这方面的理念、技术都有了很大革新,设备、仪器也大量添置。 我们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科研机构,强调抓科研。从设立大遗址保护研究中心到现在,我们做了很多课题,比如我们刚完成的文物局委托编写的《考古发掘项目检查验收标准》,正在进行中的国家科技支撑项目“考古移动实验室”等。另外做了一些调研工作,比如院级课题“文化遗产保护历史与现状调研”,我们已经完成了六个大遗址的调研。此外还有国情考察项目,已进行两项“文化遗产保护国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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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对考察和调研的结果做一个怎样的评价。杜金鹏:应该说这些大遗址的考古工作相对比较充分,都进行几十年了,但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还比较滞后。(记者:怎样改变这个情况?)我个人想法是要积极推动考古遗址的展示利用,这就涉及到遗址价值问题。是不是考古研究是遗址的唯一价值所在?我想不是。考古学者,不能把遗址看成个人财产或学科的独有财产。它是全民族甚至是全人类共有的财产,大家都有权利来使用它,包括展示利用。这需要考古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展示利用可能会对遗址产生某种程度破坏,但考古发掘不同样对遗址有破坏么?其次,遗址展示可以极大调动当地政府和群众对遗址保护的积极性。实际上讲,遗址保护主要靠当地政府,如果把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遗址保护的事情就好办了,他们会比我们管得好。这也是和谐社会的意义。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

记 者:您认为文保中心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杜金鹏:首先是人才问题。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多学科综合体,不是考古一家能够胜任,需要一大批各方面人才,包括考古、物理、生物、化学等各方面专家共同完成。其次,硬件建设。我们是白手起家,研究工作离不开各种仪器设备,目前还是比较缺乏。还有就是思想认识的转变问题,怎样把考古人的思想统一到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和谐道路上来。考古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一点。在很多工作中,还是有很大阻力。就这一点我想谈一谈考古发掘的模式问题。在新形势下,考古发掘应该有新的类别,以往分主动发掘、被动发掘,被动发掘包括配合基建发掘、抢救发掘等等模式,我们提倡再增加一类“文化遗产保护类发掘”,这类发掘跟前面几种模式都有不同。它的出发点是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而学术研究类发掘主要是为全面了解遗址,通过遗址研究古代社会。而“文化遗产类发掘”任务指标只要看遗址保护好了,展示好了,任务就完成了,因此在技术上有所不同。它不能是一个完全性发掘,要保留很多有展示价值的遗迹现象,要防止遗址的空洞化。因为出发点不同,在发掘指导思想、理论、技术、方法都应该与以往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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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您担任中心主任,在推进学科建设方面有怎样的规划?杜金鹏:首先要推进理论建设,我们要对新形势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理念、方法,做一些研究。我们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比如在中心成立之初,举办了一次“全国大遗址保护研讨会”,与会各方交流了很多很多真知灼见。今年还首次举办“文化遗产论坛”,邀请了四个遗址的考古和规划部门,各自阐述自己对遗址保护所做工作,我们试图通过这种模式加强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整合。 另外,我们通过课题整合各种学科与人才。我们现在做的很多课题、规划、方案,多是跟全国有关兄弟单位合作进行。这也是促进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比如最近的考古移动实验室,我们就邀请北京和京外多家科研单位、博物馆各个学科专家学者参加。这些专家在一起开展研究,是一个学科整合。我们最近启动的美国福特基金项目“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中国社会”,下设五个子课题,包括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重大建设工程与文化遗产保护,新农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业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这些课题更是开展全国性的大联合,合作者包括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它是一个更宏观,跳出学术圈子的大联合大整合。我想这是我们通过课题形式,推动学科建设的一个举措。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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